唐宋诗歌的异同

1. 唐宋诗歌的区别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具有永恒的魅力。然宋诗之于唐诗，就一般学术史上的看法，似乎前者远不及后者。1.唐、宋在时间上相近，但就开国的气象来说，唐远胜于宋。唐朝国力强盛，物质充裕，声威远播，唐太宗甚至被称为“天可汗”。而宋朝则承五代败乱之局面，国力孱弱，且一直受到辽、金、西夏的武力骚扰与侵略，国势日见衰落。正是唐、宋两朝不同的国力根基，促成了唐、宋两朝知识分子不同的生命类型和精神气质。唐朝的知识分子在其强大的国力和充裕的物质条件之下，尽情地挥洒自然生命的才气，表现自然生命的华彩。而宋朝的知识分子在其孱弱的国力和宽和的世风条件下[2]，尽情地发掘理性生命的灵光，表现人格生命的高致。关于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唐朝人的生命精神，若用牟宗三的话说，即是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即其精神是服从自然生命的强度原则，让自然生命充沛而不滞[3]。虽然唐朝人是服从自然生命的强度原则，但“若能尽气则不自觉中亦有近道者存焉。其尽气中的‘自然的强度’亦含有精神的，而非为纯物质的也”[4]。故唐朝人总的来说，亦表现出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这在知识分子中尤为如此。“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但这种健康向上的精神是停留在主观状态中，始终不能客观化出来而成为规范者。则这种尽气之精神在气尽时即提挈不住，堕落而为纯物化之气，于是便产生了以李林甫、李德裕为代表的一大批毒民病国之臣。更有甚者，迨及唐朝灭亡，竟没有一个洁身自守之臣。3，把宋代的心性之学，道德人格的全体大用给表诠了出来。可以说，唐代近三百年，乃依其自然生命之霸力；宋代三百余年，乃赖其理性生命之坚韧。正因为如此，迨及宋王朝祚竭数尽时，其情形与唐王朝时大不相同。《宋史·忠义一》中说：“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此可见，宋代诗人因受宋儒心性之学的影响，较之于唐代诗人，多能向内在修养用功，以“治心修性为宗本”，在生活上更为严肃，更为理性。虽然他们在学问上没有像宋儒那样做“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工夫做得如此深切，但他们由生活之严整持正自然要会归到修养工夫之上。故陆放翁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剑南诗稿》卷四十二）。可以说，宋代诗人的“学”与“养”都接上了心性之学的内蕴，不只是唐代诗人的广见博闻。从唐代诗人和宋代诗人不同的“学”与“养”中，我们来看他们各自的诗或诗论。 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盖非一日之积也”七字，道出了宋代的社会风气和士人的修养之功。 5因唐代诗人的“学”与“养”皆是外在的，致使他们的诗作多停留在对现象世界的描述和情感世界的抒发上，这两种表现方式从创作方法上说都属于模仿，只不过前者是对事实或事件的模仿，后者是对感情或情绪的模仿[6]。就前者而言，杜甫的“三吏”、“三别”及白居易的“讽喻诗”即是其典型代表。本来，歌咏生民艰难，社会悲苦，乃伟大同情心之表现，但他们不能由此进一步收束凝聚，“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考诸圣人哲士，推明章典文物，以见天德天理之流行，为世间立千年之人极。而其歌咏不离于一代，取材不离于一身，使其篇什终不免于史实，意境总不能开阔流长。6

唐代诗人不从涵养方面开掘诗之表现深度，徒从广见博闻中求诗之表现广度，使得他们的诗完全是现象的、平面的，虽然亦有阔大之气象，然完全是由自然生命的气与力所促成，此气与力可承载一时之事迹，却不可承载人间之气运。因人间之气运必须在人道天理中方可开出，但唐代诗人的“学”与“养”皆不足以语此。

2. 唐宋诗歌有啥区别

基本上宋诗、唐诗虽是各富风采，但因为宋人以诗馀（词）为先，诗反而成为配角了，因此唐诗不仅数量上胜过宋诗，在素材上也多于宋诗。

宋诗有以下特色： 1.从艺术旨趣和风格看，宋诗主要向理想、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这是宋诗较精之处。 2.宋诗倾向议论化、散文化。

3.派别多。 4.诗话多。

5.消失了唐代悲壮的边塞派的作风，但是整链规矩，无唐诗有时不工整之病。 6.消失了唐代感伤的社会派的作风，但描写越发细致，无唐诗有时粗率之病。

7.失去了唐代哀艳的闺怨宫怨诗的作风，很多诗人描写时特别冲淡，无唐人豪迈意气的作风。 8.不同於唐代缠绵活泼的情诗的作风，宋诗中有一种充满画意的诗（题画诗）。

9.宋诗之弊：模拟、诗话、诗派杂。其中各诗派还成为相互竞逐甚至批判的情形，这与唐诗诗人各派之间相互共融的情形颇为不同。

10.词本作为诗馀却反而越居诗的上位。 唐宋诗可作以下比较： 唐诗：主情、蕴蓄，表现上韵流言外，风格上多比兴，作法上婉而微，词评论方面诗论少。

宋诗：主理、发露，表现上意尽其中，风格上多赋，作法上径以直，词评论方面诗论精。 宋诗的派别及人物（后有**记号者为反江西之诗派） 1.西昆-宗李义山，代表为杨亿、刘筠、钱惟演。

五七言近体，以「雕章丽句」为主。 2.晚唐体-宗晚唐贾岛、姚合，代表为寇准、林逋、魏野。

多隐士和尚，五律为主，重构思，以轻丽小巧之辞，写眼前景，抒情苦琐细之意。 3.白居易体-宗白居易，代表为王禹偁、徐铉。

「闲中取适」，切近易晓。及「惟歌生民病」。

4.唐体（复古派）-宗杜、韩，代表为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重视创作古体，追求散文 笔法。

5.元佑体（革新派）-代表为苏轼、黄庭坚、王安石。使诗走向散文化、议论化。

6.江西派-宗杜甫，代表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以故为新」发展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7.理学派-宗邵雍，代表为程颐、张载、朱熹。以「道学」为诗。

8.中兴四诗人-宗江西派，代表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多爱国题材及深入农村。9.永嘉派-宗晚唐贾岛、姚合，代表为徐照（灵晖）、徐玑（灵渊）、翁卷（灵舒）、赵师秀 （灵秀）。

忌用典故，不发议论，主张「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破江西之生硬拗捩。10.江湖派-宗晚唐五代，代表为刘克庄、戴复古、方岳。

多名士山人。 11.晚宋遗民诗-文天祥、谢枋得、谢翱、林景熙。

宋初以来，宋诗仍受残唐诗风的影响，尚未出现具体新创的系统。真正的宋诗，是由宋真宗、仁宗时代的欧阳修及其好友梅尧臣开其端。

欧、梅之后，出现了两个宋诗大宗——王安石与苏轼。苏轼的门生黄庭坚后来的影响超过苏轼，形成了所谓「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除了黄庭坚之外，还有陈师道、陈与义两大诗人。南、北宋之文，江西诗派的影响笼罩大半诗坛，流弊也因之而生。

南宋三大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刚好出现在这一阶段。他们都受江西诗派影响，也都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谋出路。

在他们之后，宋诗走向没落。以上所提诸人——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

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可说是宋诗的大宗，其中苏、黄、陆三人尤其重要，是可以跟唐代的李、杜、韩（愈）、白（居易）并称的大诗人。

3. 唐宋诗在艺术上有何差异

宋诗比之唐诗，更多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这就是为什么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就曾这样评宋诗，说宋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学为诗”“以才学为诗”，他认为这是宋诗不如唐诗的一个缺点。

其实在诗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并没有什么错，也不是什么缺点，关键是把握一个度，诗的议论用的恰当，诗的才学用的恰如其分，这样的诗就是好诗。也是诗的优点所在，但如果诗中到处用生僻的典故，用很多深奥的知识，就像江西诗派后期的创作那样，那么以议论、以才学、以文学为诗反而成为累熬了。

1、和音乐的关系的差异 诗体和词体的文学特征有着很大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以格律诗和词的对比来说明诗体和词体文学特征的差异。首先，诗词和音乐的关系是不同的。

中国古典诗歌从一开始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但是诗最终与音乐分离，并且在与音乐分离之后，走向了自己的成熟和繁荣。而词是在音乐的土壤中萌芽产生的，音乐性是词体文学的最基本特征， 即使在南宋词不再完全入乐歌唱，而成为一种新的韵律诗歌后，它仍是要按照词谱所规定的韵律乐调填写，音乐的烙印依然是不可抹煞的。

2、外部形式的差异 外部形式的差异表现在句式、句法、韵律、对仗等方面。 首先从句式上看，格律诗句式整齐划一，古诗长短随意；词的句式则参差不齐，但是词的唱段不齐也是由格律规定的；其次，诗词的句法也有很大不同，格律诗句法相对固定，二三、二二三节奏；词的句法却灵活多样，一字逗念去去千里烟波；再次，诗词的押韵规则也不一样，格律诗只用平声韵，一韵到底，隔句压韵，首句可压可不压；词平仄通压，中间可以换韵，韵脚疏密不定，但由格律规定；最后，诗词的对仗规定也很不相同，格律诗第二、第三两联必须对仗，而词的对仗却灵活得多，没有统一的要求。

如鼎足对，可对可不对。《眼儿媚》 3、题材内容的差异 诗词的题材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诗在题材上比较偏重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浮沉等为主要内容，抒发的主要是社会性的群体所共有的情感；而词在题材内容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以描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为主，抒发的大多是作者个人的自我情感。 4、语言特色的差异 诗是一种典型的语言艺术，而词却是一种典型的精美语言艺术。

缪越先生曾经形象地把诗词语言特色比喻为士大夫延客和名姝淑女的雅集园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词因为题材多关乎女性，故而词的语言也带有女性化的色彩，更加轻灵细巧、纤柔香艳。

5、风格的差异 诗词风格上的差异被精练地概括为诗庄词媚（清李东琪语），即使题材内容相同的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大相径庭；而同一位作家的诗词作品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这与诗词题材内容和语言特色的不同有很大关系。

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时代概念以外，则还指风格。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几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

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 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

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

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胜。 唐诗重韵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

又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

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

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 至于富理趣，唐诗中本有，像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

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

而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